其中有一个最为让人气愤的老家伙,指着老枪和我说:你们写过多少剧本啊? 这还不是最尴尬的,最尴尬的是此人吃完饭踢一场球回来,看见老夏,依旧说:老夏,发车啊? 不过北京的路的确是天下的奇观,我在看台湾的杂志的时候经常看见台北人对台北的路的抱怨,其实这还是说明台湾人见识太少,来一次首都开一次车,回去保证觉得台北的路都平得像F1的赛道似的。但是台湾人看问题还是很客观的,因为所有抱怨的人都指出,虽然路有很多都是坏的,但是不排除还有部分是很好的。虽然那些好路大部分都集中在市政府附近。 我说:行啊,听说你在三环里面买了个房子? 我们停车以后枪骑兵里出来一个家伙,敬我们一支烟,问:哪的?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抛弃这些人,可能是我不能容忍这些人的一些缺点,正如同他们不能容忍我的车一样。 然后老枪打电话过来问我最近生活,听了我的介绍以后他大叫道:你丫怎么过得像是张学良的老年生活。 所以我现在只看香港台湾的汽车杂志。但是发展之下也有问题,因为在香港经常可以看见诸如甩尾违法不违法这样的问题,甚至还在香港《人车志》上看见一个水平高到内地读者都无法问出的问题。 我有一次做什么节目的时候,别人请来了一堆学有成果的专家,他们知道我退学以后痛心疾首地告诉我:韩寒,你不能停止学习啊,这样会毁了你啊。过高的文凭其实已经毁了他们,而学历越高的人往往思维越僵。因为谁告诉他们我已经停止学习了?我只是不在学校学习而已。我在外面学习得挺好的,每天不知不觉就学习了解到很多东西。比如做那个节目的当天我就学习了解到,往往学历越高越笨得打结这个常识。 或者说当遭受种种暗算,我始终不曾想过要靠在老师或者上司的大腿上寻求温暖,只是需要一个漂亮如我想象的姑娘,一部车子的后座。这样的想法十分消极,因为据说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奋勇前进,然而问题关键是当此人不想前进的时候,是否可以让他安静。